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我其实有点想笑，但也很感动。想笑，是因为我的身世好像被当成什么惊天秘密；感动，是因为原来大家这么关心我的来历。
那就让我亲自说清楚——沈志强是谁？
首先，我是道地的槟城人，在日落洞柴埕出生，在大山脚长大。父亲在工厂工作，我的阿公——是一名罗里司机。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也曾做过糕点寄卖巴剎小贩赚点钱。
我的家庭背景就是这么平凡的劳动阶级家庭——没名、没权、也没钱。所以如果大家以前不认识我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
我从小到大念的都是政府学校，小学就读 Stowell 国小，中学升上大山脚高中。中六毕业，在千禧年的年代，进入马来亚大学修读电脑科学系——那是互联网泡沫年代最“火红”的科系。
大学时期，我活跃于基督徒团契，也在大二那年参与学生会选举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过是个平凡大学生，靠 PTPTN 贷学金和家里一点点零用钱，精打细算地过日子。
2005年毕业后，我加入一家位于槟城的跨国公司工作。这并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—— 中学时期我就曾在超市、餐馆和店铺打工。但那份正职，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槟城制造业、国际贸易，以及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——那也是我父亲的日常。
直到2019年，我才重返校园，成为 Sunway 大学永续发展硕士课程的第一届学生。校方也提供奖学金完成学业，但为了避免利益冲突，我婉拒了校方的好意，因为那时我正担任青体部副部长。这段学习经历，让我有机会向经济学者 Jeffrey Sachs 学习，并在胡永泰教授指导下完成有关发展金融机构（DFI）的论文。
所以，我的出身一点都不神秘。甚至平凡到，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平淡无奇。
三次政治觉醒 从平凡青年到行动党干部
至于我的政治历程，我也从来没有隐藏。
第一次对政治有意识，是在1999年，当时17岁。我的父母和许多槟城劳动阶级家庭一样，是民主行动党、林吉祥和卡巴星的长期支持者。身为“马哈迪主义”年代的产物，我当年还曾责怪父母投票给在野党。这段经历我从未避讳，甚至在2013年接受《火箭报》访问时也坦然提及。
第二次政治经历，是在21岁的大二。批判思考课的讲师邀我参选学生会。那时政治上还很懵懂，连左右都分不清，我加入了所谓“亲建制”阵营。这一段我也从未否认。后来我当选，但“亲学生阵营”赢得多数。我在马大学生会服务了一年。
第三次政治觉醒是在2006年底。当时我有意加入政党，最初的确曾去过槟城民政党办公室，但没有成功登记。这不是别人“爆料”的秘密，而是我自己在多场讲座、论坛和媒体访问中公开提过，包括《火箭报》。所以当有人把这段经历当成什么惊天内幕时，我其实觉得有点好笑。
2007年初，我在民主行动党网站登记表达参与意愿。不久后，时任大山脚国会议员章瑛同志邀请我到咖啡店见面。
我记得当时是和女朋友（现在的太太）一起赴约，和章瑛及她的丈夫见面。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一位民选的 Yang Berhormat。她的原则与谦逊让我印象深刻。穿着朴素，驾一辆灵鹿，对两个青涩的年轻人也以诚相待。她让我学会：无论身份地位如何，都不要忘本，待人以诚。
之后，我成为她的“科技助理”，帮她架设网站、部落格和推特账号。那时拥有这些“科技配备”的国会议员并不多。志愿协助几个月后，大约在2007年9月，我正式入党，也在那一年拿到了党员证。（坦白说，这么多年我自己都忘了确切入党日期。直到2022年担任全国组织秘书，才透过党员管理系统查回记录——当然，这个系统并非人人可查，除了秘书长，就是组织秘书。）
入党后，我开始在支部活跃，也在章瑛服务中心担任志工。
2007年11月，我参与了吉隆坡的净选盟集会，那是我的街头初体验。
老实说，当时我已25岁，身为家中长子，母亲非常担心，不愿我到吉隆坡参与示威。
但对我这一代马来西亚人而言，2007年就像一次政治成年礼。
我必须承认，我不像陆兆福、刘镇东等同志那样，少年时期就对政治有深刻理解。在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劳工家庭里，我们最重要的事，是确保当天有饭吃。国家大事，在我们看来，似乎不是我们这种“层级”的人能够参与的。
或许正因为我们是“无名之辈”，才有人觉得我的背景“神秘”。没有媒体会报道我们的生活，因为我们只是千千万万马来西亚人中，努力工作、安静生活的一员。
2007年的净选盟改变了这一切。我们这些“无名之辈”第一次意识到，声音可以被听见，参与是有分量的。那一天不仅仅是一场游行，更让我明白——普通人，并不等于没有力量。
我会继续为大家“解密”。
下一篇，我会谈谈308之后的政治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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